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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7829 次 历史版本 4个 创建者:hcl112233 (2011/3/14 17:52:32)  最新编辑:盒子itopdog1 (2013/4/3 18:28:30)
巴赫金
拼音:Bāhèjīn (Bahejin)
英文:Bakhtin
同义词条:Bakhtin
巴赫金
         巴赫金


  巴赫金,(1895-1975),前蘇聯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倫理學家、民俗學家、文藝學家、文學批評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蘇聯結構主義符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理論對文藝學、民俗學、人類學、心理學都有巨大影響。

  1895年11月17日出生於俄羅斯奧勒爾市,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他的前半生幾乎無名碌碌,但自從六十年代在西方被發現以來,他的思想對人文學科的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眾多的思想和理論流派如新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派等都從他那里取得了爲己所用的思想資源。巴赫金的思想非常複雜和深邃,且都是以自己獨特的語言和概念來闡述的,因此巴赫金的思想具有開闊的獨創性。1975年逝世。



主要經歷


  1895年11月17日生於俄羅斯奧勒爾市一沒落的銀行職員家庭,自幼習德語法語古拉丁語,後來又學丹麥語和意大利語,廣讀文學哲學著作,熱衷現代詩歌,尤其喜歡普希金波得萊爾。“他是俄國最早接觸丹麥思想家克爾凱郭爾的人。”童年在當地刊物《藝術節》上發表文章《藝術與責任》;二十年代末搞“巴赫金小組”,不過談談托爾斯泰的文學之類。
巴赫金作品
      巴赫金作品

  1915年就學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1918年畢業。1919年在維爾城一中學任教當中學老師,1920年秋轉往維捷布斯克教授文學和美學。從這時期開始了哲學和人文科學諸多領域的研究工作。1923年因病辭職治療。1924年去彼得格勒供職,按他本人給朋友的信中所說,“主要從事語言創作美學”。

  他前期著作有《藝術與責任》、《語言創作的方法問題》等。1929年發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1963年修訂版更名爲《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是他的主要力作,内中提出“複調小說”理論,爲他穫得世界性聲望奠定了基礎。30年代寫成《拉伯雷與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代的民間文化》 。

  1929年在政治運動時因宣講康德哲學曾遭到監禁,不經審訊被判5年並流放到北哈薩克斯坦的一個小鎮。1933年刑滿。其後自然命途多舛。要不是高爾基夫人等的營救,服刑流放地還要糟糕。

  1934--1935年完成長篇小說《話語》。四十年代初“窮極潦倒”,完成《小說的時間形式與時空體形式》等著作。65歲在西方“被人發現”,引起了哲學家、思想家、文論家、語言學家們的極大興趣,所創的“對話”和“狂歡”理論在西方很轟動,由於其思想的深邃性、複雜性和獨特性,其著作中學科涵蓋的廣泛性,巴赫金被各家目爲同道知己,更是贏得“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的榮譽。但他仍以頑強毅力堅持研究工作。

  1940年完成學位論文,話題是拉伯雷,取得副博士學位。1945年起應邀到摩爾達維亞師範學院任俄羅斯和外國文學史教研室主任,1961年退休。其間同時進行他所稱的“元語言學”研究。五十年代後期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的青年學者柯日諾夫在資料室發現巴赫金的學位論文《拉伯雷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地位》,此前他讀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1961年65歲的巴赫金同這位年輕人見面時讓後者感到“一種在生活苦難面前凛然而立的學人風格”。“我可不是文藝學家,我是哲學家”是巴赫金的開場白。1961年退休。1969年起定居於莫斯科。他的研究成果死後被編成論文集《美學和文學問題》和《語言創作美學》出版。

  1975年5月16日死於莫斯科

主要理論

對話理論

  巴赫金認爲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傳統意義上的人物之間的對話,巴赫金管它叫macro-dialogue, 另外一種則是人物自身内心的對話,叫微型對話(micro-dialogue)。這種微型對話有兩種表現形式:(1)人物自身内心矛盾的沖突,通常體現在人格分裂或者雙重人格;( 2)把他人的意識作爲内心的一個對立的話語進行對話。
巴赫金作品
巴赫金作品

  巴赫金對話理論解釋了一個觀點多元、價值多元、體驗多元的真實而又豐富的世界,它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學理論自身的範圍。對話成爲連接古今中外文化和文學理論的橋梁。他在文學作品中具有獨立性、自由性、未完成性和複調性等特點。對話——獨語——對話的不同形態,展示了人類文化的發展軌蹟。

  巴赫金指出,對話關係具有深刻的特殊性。不可把它歸於邏輯關係、語言學關係、心理學關係、機械關係或任何别的自然界的關係。這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涵義關係。構成這一關係的成分隻能是完整的表述,或者被視作整體或潛在的整體,而在這些完整表述背後則站着實際的或潛在主體——表述的作者。同時還應指出,對話關係又不等同於日常生活中的對語之間的關係,它比實際對話中的對語的關係,“更爲廣泛、更爲多樣、更爲複雜。兩個表述在時間和空間上可能相距很遠,互不知道,但隻要從涵義上加以對比,便會顯露出對話關係,條件是它們之間隻須存在着某種涵義上的相通之處(哪怕主題、視點等部分地相通)”。在某個學術問題的研究中,對比不同的表述、見解、觀點,便會在某種涵義的“相通之處”產生着對話關係。在文學活動中存在着多種對話關係,不僅作品中的人物與人物對話,而且包含作者與人物,讀者與人物,作者與讀者的對話,今天的讀者與過去不同時代、民族的讀者之間,都存在着對話關係。

狂歡化理論

  巴赫金獨樹一幟的狂歡化理論詩學是其文藝觀的核心問題之一,並在巴赫金的學術思想領域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巴赫金首先在他的《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提出了這一理論,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複興時期的民間文化》一書中又作了全面闡釋。“狂歡化”理論來源於歐洲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的狂歡節文化。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巴赫認爲,中世紀的人們似乎過着兩種生活:一種是刻板的,嚴格遵守等級制度、宗教清規的生活,充滿禁欲、嚴肅、崇高,另一種是狂歡節式的自由自在的瘋狂的恣情的生活。狂歡節源於中世紀歐洲民間的節日宴會和游行表演等,在狂歡節的廣場上,進行各種可笑的儀式和祭祀活動,小醜和傻瓜、巨人和侏儒、國王和乞丐都登台演出,充滿了戲謔和發泄。狂歡節是全民的,無論平民還是統治者都可以參加。狂歡節使人擺脱一切等級、約束、禁令,采取的是非官方的、非教會的角度與立場。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與現實制度相隔離的第二世界,“在這里,節慶性成爲民眾暫時進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烏托邦王國的第二種生活形式。”這種生活由於擺脱了特權、禁忌,而成爲人們真正真實的存在方式。沒有等級、權威、神聖和必然,人們毫不拘泥地隨意交往。

  從《陀氏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對狂歡化理論的闡釋以來,巴赫金幾乎從未間斷過對狂歡化詩學的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巴赫金被“第二次發現”以後,他的狂歡化理論在西方迅速的傳播開來,隨着大眾文化的日趨勃興,巴赫金的狂歡化理論被學術界拿來闡釋大眾現象,比如在賀歲電影中用各種“戲仿”和“顛覆”來制造出歡樂,而網絡的全民參與性更是與巴赫金所認爲狂歡節中“人們不是觀看狂歡節,而是生活在其中”的特點相似。

  狂歡化這一理論,對於程式化、教條化的思維方式,是一付十分有益的清熱解毒劑。這里重要的是狂歡化式的“世界感受”。在某種程度上,巴赫金向往着這種自由的感受、交往與對話。這時的人具有了自己的獨立自主的思維,享受到一種自由的感覺。巴赫金說:“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種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眾,與之結合,融合於其間。不單是同人們,是同民眾人群,同廣場上的人群進入特别的親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離、等級和規範,這是進入巨大的軀體“。自然,狂歡式的交往與對話是不拘形蹟的、任意的、一種自由的交往,一種理想的人生關係。但要看到,當狂歡化擺脱官方、教會的約束時,它實際上已改變了一般交往與對話的意義,變成了交往與對話的一種極端形式,一種變體。實際上,現實的境遇往往會促使人們向往烏托邦的理想,兩者注定是要結伴而行的。

複調理論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以下簡稱《詩學問題》)中,通過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精細研究,認爲陀氏最大貢獻在於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藝術思維類型,一種全新的藝術模式,這就是複調型藝術思維和複調小說,由此,巴赫金大膽提出他的“複調小說”理論。

  (1)複調小說的對象不再是傳統小說中的客體主人公,而是主人公的獨立“意識/思想”,也就是巴赫金最愛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個詞,“人身上的人”。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複調小說的開山之作《罪與罰》本身也是一部“思想小說”,而不是所謂的驚險小說或者心理小說。

  (2)複調小說作者在對待這種“意識/思想”的時候,采取的是一種平等的關係。對於任何人的“意識/思想”(哪怕是全人類的公敵)作者都不加以對和錯的價值判斷,而是給以其最充分的限度去表述自己觀點的合理性。複調小說並不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作者的統一意識。

  (3)複調小說作者認爲這種“意識/思想”具有一種未完成性(甚至連死亡本身也無法終止其存在和發展),所以作者描述的各種各樣的“思想/意識”都是共時性的,而絕非曆時性。正是因爲這種未完成性的存在,所以複調小說沒有傳統小說意義上的結尾。

  從巴赫金複調小說理論中對作者決定權的逐漸削弱到結構主義的寫作主體的完全出場也存在着一條合理的邏輯線條。巴赫金和結構主義都反對把文本看成是作家經驗的表現或社會生活的簡單反映,在複調小說中,作品主人公是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主體,他有自己自主的聲音而不會淪爲作者意識的傳聲筒,在結構主義那里,作家的地位和功能僅僅體現在爲文本中的意識和聲音提供發言和交匯的場地。這種作者的消隱過程反映了巴赫金和結構主義一樣的反對話語獨白的立場,獨白話語在唯一的作者内心或社會生活中尋求文本的語義空間,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強調了意義的複調性,沒有誰獨自占有意義,意義體現爲對話的過程,而結構主義更以一種極端的方式強調文本的自足意義,從而不爲任何獨語策略留下餘地。  

主要作品


  《藝術與責任》
  《語言創作的方法問題》
  《弗洛伊德主義》 (1927,以瓦·沃洛希諾夫的名字出版)
  《文藝學的形式方法》 (1928年,以帕·梅德未傑夫的名字出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問題》(初版1929年,1963年修訂版更名爲《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 )
  《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 (1929年,以瓦·沃洛希諾夫的名字出版)
  《拉伯雷和他的世界》 (1940)
  《小說中的詞》 (出版於1975年)

符號研究


  巴赫金之所以被稱爲“符號學家”主要是他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中較多地討論了符號問題,其餘論述散見“人文科學方法論”(1975)和《文學問題》(1976)等文章。早在1929年,巴赫金從思想意識形態談到符號,“一切意識形態的東西都有意義;它代表、表現、替代着在它外存在的某個東西,也就是說,它是一個符號。” 這提示自然存在的客觀的物不是符號,隻有納入人們“意識形態的東西”才能“代表、表現、替代着在它之外存在着的某個東西”,才具有意義,才是符號。

  盡管巴赫金沒有給符號下一個完整的定義,但他從多方面論述了符號的獨特性,這表現在:

  (1)物質性:符號是有物質基礎的,即以物示物,由此產生意義;

  (2)歷史性:任何意識形態的符號,都與所處的時代有關;

  (3)社會性:隻有在兩個個體社會地組織起來的集體中,個體之間才會形成符號環境;

  (4)意識形態性:當形象轉化爲象征後,構成意識形態。

  從巴赫金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研究符號學具有深遠的意義。

  (1)推動語言學的研究。傳統的語言學把語言視爲個人的心理現象,使内在符號完全心理學化,從而使話語失去了它本身具有的意識形態性,不能解釋領域内的交往的本質特征。此後,結構主義把語言學當成一種抽象的概念體系,一種規則一致的形式體系,從而根本無法闡釋無限豐富的活生生的言語現象,這是從另一個極端使語言與語言的意識形態或生活的内容分離。巴赫金不同於索緒爾及其後的傳統,他關心能指和所指的聯繫甚於兩者的分離。

  (2)推動人文科學的研究。對人及其生活(勞動、鬥爭等等)的研究,隻有通過他已創造或正創造的符號文本,舍此無他途徑。人的身體行動應該不作行爲來理解;但要理解行爲,離開行爲可能有的符號表現(如動因、目的、促發因素。自覺程度等等),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研究人的時候,我們通過符號,力求理解它們的意義。

  對巴赫金的符號學理論也有人提出一些爭論的問題。主要的有:

  (1)二元現象。伯納德·唐納爾斯認爲巴赫金理論中存在着二元現象。根據現象學觀點,巴赫金提出人的主體是在與其他主體的關係中定義的,他要探索在語言創作中這種關係被表現出來的方法,他要發現語言符號怎樣被内在化(interiorized),且最後又怎樣在主體的相互關係中被重新使用。巴赫金的馬克思主義傾向表現在他對含有意義與價值的社會話語的特點與形成的求索之中,也表現在對語言和符號怎樣產生了主體的知識(knowledge)及其知識的社會構成的研究之中。

  (2)符號的局限性。巴赫金把世界看作是文本,符號學,或符號系統,愛默生(Emerson,1966)認爲這是不夠的。人類使用符號,但從不受制於符號。文本本身不會彼此說話,而人可以。人類說話、發脾氣、睡覺、建立預想不到的聯繫;文學或科學語篇爲這些活動打基礎,但隻有整個活的人類意識使它能重新發生,以新的方式發生。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智慧比符號更具有創造性,驚人性。因爲人們所說的語段和構成現實的所觀察的事件都不能窮盡它(現實)。鑒於這個原因,愛默生認爲符號學方法不能打開文學或文化語篇的所有方面。

  (3)語境。對語境是否有關解構主義的觀點,其贊成者用以證明巴赫金世界觀是系統的、一致的。巴赫金本人則把它叫做co-beingness(共在)。西道金(Sidorkin 1999)持不同意見,他認爲在一個語境下正確的,不一定在别一個語境下正確。

詩學研究

主要内容

  巴赫金詩學研究内容十分豐富,下面主要介紹三個主要方面。

  社會學詩學研究

  社會學詩學(或文藝社會學)的研究,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已有一段歷史,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斯達爾夫人、丹納和普列漢諾夫。巴赫金的社會學詩學研究是在蘇聯十月革命後一種特殊的文化語境中出現的,它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理論價值。在十月革命後的蘇聯詩學研究中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庸俗社會學,它忽視文藝的特性和規律,直接用經濟因素和階級因素去解釋文學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把文學作品變成社會學的“形象圖解”,這可稱之爲非詩學的社會學;一種是形式主義,它片面強調文藝的特性和規律,認爲文學是完全獨立於社會生活的現象,文學作品是純粹的形式,巴赫金認爲形式主義者堅持的是“藝術結構本身的非社會性”,他把形式主義的詩學稱爲“非社會學的詩學”。顯然,巴赫金是在反對蘇聯詩學研究中的非詩學的社會學(庸俗社會學)和非社會學的詩學(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社會學詩學的,他認爲文學是一種社會審美文化現象,應當從文學的内部結構、語言功能來揭示文學的社會審美特性,建立社會學詩學。在他看來,既“不能把詩學同社會歷史的分析割裂開來,但又不可將詩學溶化在這樣的分析之中”。

  歷史詩學研究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和《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複興時期的民間文化》這兩本專著中都涉及到歷史詩學研究問題。在前一本書中,巴赫金在闡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複調小說的體裁和情節布局特點之後,明確提出:“現在我們該是從體裁發展史的角度來闡述這一個問題,也就是把問題轉到歷史詩學方面來。”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複調小說看成是同獨白小說相對應的小說體裁的新形式。爲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複調小說的本質和特征,巴赫金不滿足於對這種小說的新形式從體裁詩學的角度進行分析,他還力求對這種小說形式是如何形成的做歷史的分析。如果說體裁詩學是從共時角度研究文學的體裁和形式,歷史詩學就是從曆時的角度研究文學的體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巴赫金在談到他從事歷史詩學研究的目的時明確指出:“我們所作的曆時性分析,印證了共時性分析的結果。確切地說,兩種結果相互檢驗,也相互得到印證。”

  文化詩學研究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和《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與文藝複興時期的民間文化》這兩本著作中,談到了狂歡化問題。他認爲隻有從狂歡化的角度,從民間笑文化的角度切入,才能真正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創作的本質特征。在他看來,所謂的文學狂歡化問題既是體裁詩學的問題,歷史詩學的問題,也是文化詩學的問題。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學問題,這是文化詩學,從民間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學問題,這是巴赫金文化詩學的特征,也是俄羅斯文化詩學的重要特征。

影響和意義

  就詩學研究而言,巴赫金的詩學研究在20世紀詩學發展中同樣占有擧足輕重的地位。

  第一,巴赫金詩學研究的豐富性和多面性是其他人難以比擬的。

  巴赫金的詩學研究不局限於某個方面,它廣泛涉及體裁詩學、社會學詩學、歷史詩學和文化詩學各個領域,同時各個領域的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幹,它們之間有着深刻的内在聯繫,並形成一個詩學研究的整體,巴赫金的詩學研究是整體詩學研究。對巴赫金詩學研究要從整體上加以全面把握是有相當難度的,對此,克拉克和霍奎斯特頗有感歎:“巴赫金爲各種派别所接納的沉重代價是犧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許多人借重於巴赫金,但窺其全豹者卻寥寥無幾。”

  第二,巴赫金的詩學研究具有很強的原創性和整合力,對詩學各個領域的發展都有重大的影響。

  巴赫金的詩學研究不是無本之木,它繼承了俄羅斯哲學、詩學的傳統,也受到了西方哲學、詩學的影響,但又超越了俄羅斯的哲學、詩學和西方的哲學、詩學,他的詩學研究具有很強的整合力和原創性。巴赫金認爲生活的本質是對話,思維的本質是對話,語言的本質是對話,藝術的本質是對話,這是對生活、思維、語言和藝術一種嶄新的理解,這也是巴赫金詩學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核心。以對話爲基礎,他獨創地提出了複調理論、狂歡理論和超語言學理論,並建構了自己的體裁詩學、社會學詩學、歷史詩學和文化詩學。由於他的詩學思想具有很強的原創性和整合力,因此對詩學研究的各個領域都有重大的影響。

  第三,巴赫金的詩學研究體現了20世紀詩學發展的趨勢。

  巴赫金的詩學研究是在20世紀蘇聯詩學研究和世界詩學研究的語境中形成和發展的,但它又是獨樹一幟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對蘇聯詩學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同時也出現了眾所周知的庸俗社會學傾向和形式主義的傾向,這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詩學研究的不成熟的表現,對此巴赫金有清醒的認識。從世界範圍看,世界詩學的發展也一度走向隻重文本結構不重歷史文化語境的結構主義,出現了所謂的“語言學轉向”,對此巴赫金已有清醒的認識,他高度評價結構主義,又反對結構主義“封閉於文本之中”。巴赫金的詩學研究正是在克服20世紀詩學發展的種種片面性中,體現了詩學研究的一種清醒的理性和成熟。他的詩學研究十分關注體裁、語言、結構、形式的研究,而這種研究又不脱離社會歷史語境,不脱離文化語境,而且二者的研究又是完全融爲一體的。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來說,它既是體裁詩學研究,也是歷史詩學和文化詩學的研究。這種詩學研究體現了20世紀詩學發展的趨勢。

對當代的啟示

  巴赫金詩學研究的大家風範對當代文論建設的啟示:

  第一,學術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結合。

  巴赫金一生坎坷,曆經磨難,但對學術研究孜孜以求,癡心不改。我們在他的學術活動和學術著作中不僅感受到一種學術魅力,也感受到一種人格魅力。他的著作談的是學術問題,理論問題,是對話、複調、狂歡,但在這些問題背後我們覺得巴赫金雖然不好直說,便他總是有話要說,我們總能從中感受到一種深厚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表現爲對人的關懷,對人的價值的確認,他反對無視人的個性和價值,要求尊重每個人的個性和價值,認爲每個人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而這種思想正是對話理論和複調理論的基礎。這種人文精神還表現爲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心,他反對等級和專制,主張人與人的關係應當是平等對話的關係,熱切向往人與人可以自由交往和平等對話的烏托邦,而他的狂歡化理論也正是同這種思想相聯繫的。

  我們不主張把詩學當作思想鬥爭的工具,但詩學既然是人文科學,它就理應充滿人文精神。就俄羅斯而論,别林斯基的人民性理論、現實主義理論,高爾基的“文學是人學”的命題,都充滿了對俄羅斯現實和俄羅斯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就我國而論,古代文論也充滿對人的生命的重視、對人格的推崇和藝道合一的追求。巴赫金的人文精神正是世界一切優秀的詩學大師所共有的品格。一個時期以來我們被文藝學的政治化弄壞了胃口,於是又產生一種爲學術而學術的傾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學習文論大家的學術風範對我們的文論應當有一種警示作用。

  第二,源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原創精神。

  一種文論的震撼力量源於它的原創性。巴赫金詩學研究提出的一系列命題和理論(對話、複調、狂歡、超語言學等)是具有原創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巴赫金詩學的生命力正在於它的原創性。

  文論的原創性,巴赫金的原創性從何而來呢?首先,它受哲學思想的影響,其中有德國哲學(新康德主義),也有俄國哲學和宗教。其次,它是對本國現實的反應和挑戰,也是對本國文論(庸俗社會學、形式主義)的反應和挑戰。第三,更重要的是對作家創作的總結。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系統的精細的研究,如果沒有對拉伯雷創作系統的精細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巴赫金的複調理論和狂歡理論。

  文論史證實,一切有原創性的文論大都是源於作家的創作。别林斯基的現實主義理論是對普希金果戈理創作的總結。對20世紀文論有重大影響的俄國形式主義雖然受到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啟發,但歸根到底是“對本土挑戰的本土反應”(厄利希語),也是對俄國象征主義和未來主義詩歌創作的總結。在我國文論建設中有些人急於建構自己的理論和體系,過了十幾年,結果是理論和體系沒能建構起來,作家們也不買你的賬。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認真總結。

  第三,在對話中建立開放的詩學的恢宏氣度。

  如果說原創精神是巴赫金詩學研究的生命,那麼在對話中建立開放的詩學的追求便是巴赫金詩學研究不斷發展的強大動力,這種精神充分體現了一個國際詩學大師的恢宏氣度。在早年,巴赫金就不像同時代的一些理論家對形式主義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而采取一種對話的態度,一種細致分析的態度。直到晚年,他在《答<新世界>編輯部問》中,特别強調詩學研究要有學術勇氣,要克服“陳陳相因、千篇一律”,克服封閉和僵化,要“展開學派之間真正健康的鬥爭”,展開學派之間真正的交流和對話。

相關評價


  1963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在蘇聯出版,被認爲是“蘇聯和世界文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並說這部專著“爲巴赫金作爲20世紀罕見的偉大學者和思想家之一的世界聲望奠定了基礎”。

  法國文學理論家托多洛夫:“在20世紀中葉的歐洲文化中,巴赫金是一位非常迷人而又神祕的人物。這種誘惑力不難理解:他那豐富且獨具特色的作品,是蘇聯人文科學方面任何成果所無法媲美的。但是崇敬之餘,人們不免感到困惑:巴赫金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的思想特點又是什麼?的確,他的思想如此多姿,人們有時甚至懷疑這一切是否皆出自同一個人的頭腦。”

  美國學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作爲20世紀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正在脱穎而出。他的著述涵蓋了語言學、精神分析、神學、社會理論、歷史詩學、價值論和人的哲學……在西方的人類學家、民俗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的圈子當中,他已穫得擧足輕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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